女子酒后坠亡同饮者为何不担责

女子酒后坠亡事件引起广泛关注，而同饮者是否担责成为讨论的焦点，根据相关法律，同饮者并没有直接的法律责任去确保女子的安全，饮酒属于个人行为，成年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除非有证据表明同饮者存在明显的过错，如过度劝酒、明知对方醉酒未加看护等，否则同饮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，在此类事件中，同饮者并不必然担责。

女子酒后走捷径坠亡同饮者不担责,法律依据是什么?

　　四川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同饮者不担责的核心依据，在于《民法典》第1165条确立的“过错责任原则”。

　　该条款规定：“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”换言之，同饮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其行为存在过错，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。

　　在严某案中，法院通过三重逻辑否定了同饮者的过错：

　　1. 同饮者未实施强迫性劝酒行为

　　根据司法实践，共同饮酒人需承担责任的典型情形包括“强迫性劝酒”“明知道对方不能喝酒仍劝酒”等。

　　严某案中，家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同饮者存在用“不喝不够朋友”等语言刺激饮酒，或在严某醉酒后仍劝酒的行为。相反，同饮者曾提出陪同严某回家，但被其拒绝，这一细节表明同饮者已尽到基本提醒义务。

　　2. 同饮者未违反安全护送义务

　　醉酒者仍具有意识，同饮者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可;醉酒者失去控制能力，则需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交由亲友。

　　严某案中，严某离开KTV时虽饮酒，但能独立驾驶电动自行车，且明确拒绝陪同，此时同饮者无法强制其接受护送，法律不苛求超出合理限度的行为。

　　3. 损害结果与同饮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

　　严某坠亡的直接原因是其选择危险捷径且未注意路况，施工方未设置警示标志是次要原因。法院认定，同饮者的饮酒行为与严某坠亡之间缺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，即使同饮者未劝阻严某饮酒，该行为亦未突破“合理社交”的边界。

共同饮酒人的法律义务及责任承担

　　共同饮酒人的法律义务源于“先行为义务”理论，即当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(组织饮酒)后，需对可能引发的危险承担预防义务。

　　根据《民法典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共同饮酒人的义务体系包含三个层次：

　　1. 事前提醒义务

　　共同饮酒人需对同伴的饮酒能力进行合理判断，发现有人出现酗酒倾向或身体不适应立即劝阻其继续饮酒。

　　此类义务的履行需以“可预见性”为前提，即饮酒人应能通过常识判断同伴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饮酒。

　　2. 事中照顾义务

　　当同伴进入醉酒状态时，共同饮酒人需采取实质性照顾措施。

　　将醉酒者转移至安全场所，联系其亲友或代为保管贵重物品，防止其独自离开后发生意外。

　　3. 事后救助义务

　　同伴因醉酒出现严重身体反应(昏迷、呼吸困难)，共同饮酒人需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实施基本救助(保持呼吸道通畅、保暖)。

　　此类义务的履行需以“及时性”为核心，延误救治时机可能被认定为重大过失。

　　责任承担方面，法律根据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。共同饮酒人完全未履行任何义务，可能承担主要责任;仅部分履行义务，则承担次要责任。